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，我军接管了位于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，三年后，监狱改名为北京战犯管理所，虽然名字换了，但大家依旧习惯称其为“功德林”。
在1949年到1960年间，超过200名被俘的蒋军高级将领被送进了功德林。这里专门关押的是将级以上的战犯，其中包括蒋介石的中常委康泽。康泽总认为自己地位显赫，因此看不起其他战犯。
在监狱里，康泽常常独自一人抬头望着天上的白云，或陷入深思，显得孤傲冷漠，和其他人不太交流。尽管其他战犯们偶尔聚在一起交谈、笑闹，康泽几乎不与他们互动。据说，他一天说话的次数屈指可数。
展开剩余80%康泽在学习上也不积极，成为了公认的“学习后进分子”。当时战俘小组的学习内容以报纸为主，学完后大家需要发言分享心得体会，但康泽总是默不作声，偶尔发言也只是低声念一念报纸内容。其他人看不惯他的态度，曾直言：“大声一点！”康泽立刻反驳：“你愿意听就听，不愿意就不听！”
有一天，工作人员要求康泽写篇文章批判蒋介石，康泽断然拒绝：“我为什么要无缘无故批评蒋？”为什么康泽如此忠诚于蒋介石呢？其实这与他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。康泽是黄埔军校三期的毕业生，蒋介石非常欣赏他，并派他到苏联深造。回国后，蒋介石对他关照有加，康泽也因此在蒋的政权中步步高升，曾任复兴社主任、三青团书记等职务，成为蒋身边的得力助手。
康泽一直感激蒋介石的提携，曾公开称赞他为“蒋公中正，今日救星”。即使在功德林监狱中，其他战犯批评蒋介石时，康泽总是保持沉默。
有一次，几名战犯讨论起一本名为《金陵春梦》的书，书中提到蒋介石的原名叫郑三发子，还说他曾专程到郑州的一个村庄，打听郑姓人的事情。其他战犯向康泽求证此事，康泽却说：“作家擅长虚构和加工，假如真有这回事，那也说明蒋介石虽身居高位，却不忘本。”康泽对蒋介石的每一件事都能找到为其辩解的理由，其他人都对他感到无奈，认为他根本无法改变自己的态度。
康泽坚守着自己的“气节观”，有一天，他对杜聿明说：“我们都是黄埔的学生，要坚持民族气节。”这番话让他内心暗喜，终于有了一个支持他观点的战犯。然而，黄维说了类似的话后，却遭到了其他战犯的严厉批评，大家指出，黄维还是站在反人民的立场，对蒋介石盲目忠诚。组长邱行湘还质问黄维：“你为了取悦蒋介石，连父亲给你取的名字都抛弃了，还谈什么民族气节？”
这番话击中了黄维的软肋，他哑口无言。此后，管理所对民族气节进行了深入的分析，康泽依旧没有发表意见。
直到有一次康泽突然生病，他才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。康泽患有高血压、风湿性心脏病和关节炎等多种疾病。有一天，他因心脏病发作被送到医院，医院里提供了高端的药物治疗，医护人员的热情服务也让他很快恢复健康。此时，康泽回想起自己曾经在战时亲手折磨过我军俘虏，心中充满了愧疚。面对我军的宽容，他深感自责。
1956年，主席在一次会议中提到：“即使是被俘的战犯，像康泽这样的人也不能杀，因为杀了对国家不利，反而可以通过改造帮助他们改过自新。”1957年，功德林开始组织更为广泛的改造活动，邀请了一些爱国人士与战犯进行交流，同时还组织战犯参观各地，亲眼见证新中国的巨大变化。
在参观武汉的过程中，康泽看到当年蒋介石的旧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20多年前，他曾在武汉被蒋介石委以重任，而如今，他以战犯的身份回到这里。尽管如此，康泽还是不得不承认新中国的成就。他对曾扩情说：“我不愿为他们说好话，但事实摆在眼前，我只能服气。”
这次参观后，康泽开始重新思考自己过去的信仰和立场，意识到蒋介石的复兴社不过是为了独裁统治。他开始撰写认罪材料，揭露了许多内情，成为功德林中交代最多事实的人。他的材料有3000多篇，堪称“功德林的材料库”。
经过五年的反思与改造，1963年，康泽成为第四批特赦战犯中的首位。康泽对自己被释放深感意外，他激动地对前来探访的沈醉说：“没想到我这样罪孽深重的人还能被特赦。”之后，康泽开始在文史委员会工作，享受政府提供的住房和医疗保障。
1963年，蒋介石在台湾的一次会议中提到康泽，称他在大陆受尽折磨，仍然坚持不屈。然而，康泽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心中并不认同蒋介石的说法。他请老部下董益三整理并公开发表了自己的一段文字，批评蒋介石的虚伪和背信弃义：“我效忠他20年，后来才发现他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，从未真正关心过身边的人。”
在文史委员会工作期间，康泽详细记录了复兴社和国共合作中的亲身经历，他的文章在国内外广泛传播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蒋介石得知后怒骂他为“白眼狼”，但康泽从内心深处发生了变化，为祖国的建设和统一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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